作者：劉伯山（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安徽大學研究基地研究員）

民間文書檔案是中國重要的文化遺產，是國學研究資料的內在補充和重要組成，對之加以開發和研究利用，是開展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

(相關資料圖)

古代民間文書是古人在具體生產、生活、社會交往等過程中為了某一目的而形成的原始憑據、字據和記錄。它們在歷史上產生很多，皆包含一定的信息。但并非歷史上所有有文字信息內容的東西都會留存下來，只有屬于主體有意識選擇而留存累積下來的東西才構成檔案。民間文書檔案在文書產生、選擇、保存的各個環節都存在極強的主體性和目的性，由之也決定了它們具有內在的歸屬性，亦即“歸戶性”，其“戶”的概念可取廣義性質，舉凡包括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群體、一個組織、一個區域等。凡是出自同一主體的文書也就是指歸為一戶的文書，這些文書不僅屬于該戶且為該戶擁有。傳統中國社會是農耕社會，“家”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單位，由之繁衍為“族”，族之聚集為“村”，村之相鄰為“鄉”，于是“家族”和“宗族”是社會的最基本主體構成，由之也決定了民間文書檔案多以此為歸屬單位，屬于民間的文書也多是作為家庭和家族檔案的文書。它們內容豐富，除有各種買賣契約外，更有合約、合同、鬮書、繼書、借約、會書、訟狀、票據、賬冊、收租簿、日記、禮單、曲本、詩聯集、歸戶清冊、魚鱗圖冊、日用類書等，均是傳統中國社會特別是鄉村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以及生產、勞動、社會交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狀況的最真實、具體反映。

近幾十年來，民間文書檔案在各地大量被發現，舉凡有徽州文書、清水江文書、太行山文書、石倉文書、客家文書、閩東文書、嶺南文書、湖北文書、湖南文書、贛南文書、土默特文書等等，區域范圍涉及全國二十多個省份自治區；數量很大，僅徽州文書目前已發現的數量就達到80萬份左右。這些文書檔案正在被陸續整理與公布，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3年2月，已經整理和影印出版的已達到135部，共計1176冊，其中徽州文書是達到了21部共245冊、清水江文書達到33部共229冊等。

如此大量民間文書檔案的產生與留存，反映和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和價值理念，它們既是一種務實理性精神導致的結果，也是一種契約誠信意識的深刻展示，構成了千百年來中國傳統社會持續發展的維系因素，在今天也就成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基于性質與特點的考察，當代對民間文書檔案加以保護和利用具有多維度的價值和意義：

其一，實態研究的學術價值。民間檔案是原始資料的遺存，寫照和反映的是一種歷史實態，尤其是它們具有歸戶性質，大凡是出自和歸屬于一戶的文書，少的幾份十幾份，多則成千上萬份；年代上總有時間跨度，少是一兩代人的累積，多是幾代人和十幾代人的累積，這是一個家庭或家族在一定時間跨度內自我變遷發展的歷史記錄，這些記錄是共時性和歷時性并存，立體真實反映了歷史的發展，極大限度地消除歷史虛無主義，再現中國鄉村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身。真實性是民間文書檔案的首要特性，在歷史史料的結構體系中，文書屬于最真實的第一手資料，藉此可開展一種實態研究，以了解與弄清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傳統鄉村社會變化發展的多維真實情況，將歷史的研究細致化和具體化，構成傳統國學研究的重要補充。同時，由于民間文書檔案內容的豐富，涉及社會和文化的多重領域，加以開發利用，就具有多學科意義上的實態研究價值。如關于徽州文書的研究價值，美國學者約瑟夫·麥克德謨特在《徽州原始資料——研究中華帝國后期社會與經濟史的關鍵》中提出：“徽州文書是研究中國封建后期社會史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關鍵資料。”日本學者臼井佐知子在《徽州文書與徽州研究》中指出：“這些資料是延至民國時期的連續不斷的資料，給我們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會和近代社會連續不斷的中國社會的特征及其變化的重要線索。”

其二，“兩個結合”研究的踐行價值。群眾的觀點、實踐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唯物史觀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主體，他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實現社會變革與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而實踐的觀點更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觀點，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華傳統文化的研究內在要求，重視對“群眾”和“實踐”的研究,而這在過去是傳統國學研究的薄弱點，恰是民間文書檔案研究的本身優勢。民間文書多是中國鄉村老百姓在自己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等實踐過程中，形成的屬于自己的東西，講述的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民間文書檔案產生和歸屬的主體是“民眾”，體現和關照的狀態是“踐行”，利用它來進行研究，本身就是進行著一種關于“群眾”和“實踐”的研究，契合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與方法，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研究的積極探索和具體踐行，邏輯上也是在彌補傳統國學研究的不足，對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具有獨特意義。

其三，作為文化遺產的社會價值。民間文書檔案產于鄉村民間，皆有產生與存在的文化生態環境，烙有厚重的地方鄉土氣息，是地方區域文化的內構內容，既是作為重要的地方文獻資料，以有利于開展地方區域文化的深入細致研究，又是重要的文化遺產，可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直接助力文化事業的發展。從目前已發現的民間文書檔案看，它們絕大部分是出自和發現于鄉村村落，且多屬于“中國傳統村落”。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公布的六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中，地市州級排名第一的是貴州省黔東南州，擁有415個；排名第二的是作為徽州文化重鎮的安徽省黃山市，擁有410個，其中歙縣擁有167個，縣級排名全國第一。黔東南州就是清水江文書的主要出自地，黃山市是徽州文書的主要出自地，在這些傳統村落里，近乎每一個村都遺存有民間文書檔案，且構成傳統村落成立的重要依據。保護、開發與利用好傳統村落里的民間文書檔案，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傳統經濟與文化在當代的再生發展，助力鄉村振興。徽州文書檔案尤其特別，它們既是徽州文化的內構內容，也是徽學這門綜合性學問的重要支撐，直接對話了敦煌學和敦煌文書。敦煌文書目前已知遺存有6萬件左右，最早的是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的，晚的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時間跨度677年，以唐代文書為多；而徽州文書目前已發現數量已達到80萬份，已知年代最早的是《淳祐二年（1242年）休寧李思聰等賣田山赤契》，晚的至1949年，時間跨度707年，以明清文書為多。敦煌文書與徽州文書在年代上存在自然連接，兩者總時間跨度達到1596年。這在全世界絕無僅有，既實態展現了中華文化與歷史的內在延續性，也充分展示了敦煌學與徽學作為國際性顯學的強大魅力。徽州文書的數量之大、歷時性之長、傳遞歷史信息之多、研究價值之高，完全可以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使之成為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助力安徽省“文化強省”戰略的實施，提高我們的文化實力。

保護和開發民間文書檔案是歷史的使命，也是社會的責任。對此，當下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以徽州文書為例，最為緊迫的工作至少有三點：第一，加強搶救的工作。徽州文書雖然目前已發現的數量甚巨，但據筆者的調查和了解，仍有不少還散落在民間，粗略估測其數量當不下于20萬份，許多是直接存留在鄉村農戶家里，搶救的任務很重。如此狀況，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因此各地各級政府和有關單位與部門還須自我擔當。第二，加強整理與出版的工作。徽州文書目前已經正式公布和發表的數量僅占已發現的十分之一左右，這是遠遠不夠的，其他各地的情況大致相類。對此，一方面是各級社科管理部門要予以政策傾斜，多加立項，支持各文書收藏單位加快整理；另一方面是各級出版管理部門要制定規劃，大力支持各出版單位抓緊出版。第三，加強數據庫建設工作。從2015開始，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等單位，曾嘗試進行徽州文書數據庫的開發，但目前系統還不夠完善，且數據量均不大，成效不明顯；其他各地民間文書檔案的數據庫建設，嚴格說來至今還沒有實質性開展，皆任重而道遠。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9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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