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高质量发展持久动力

消費是最終需求，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關鍵環節和重要引擎，對經濟具有持久拉動力，事關保障和改善民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當前，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深入推進，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恢復和擴大消費需求，需要適應居民消費升級的趨勢和方向，采取更加積極有效的政策措施，充分發揮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不斷增強高質量發展的持久動力。

分析來看，“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包含兩個維度。一是數量上的基礎性作用。消費作為經濟活動的起點和落腳點，反映的是最終需求，對一國經濟增長具有導向和拉動作用，從而在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宏觀上體現為消費支出總量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微觀上體現在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消費意愿或消費信心上。二是質量上的基礎性作用。消費結構的升級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動力轉換，進而實現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綜合來看，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有利于優化生產和消費等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構建符合我國長遠戰略利益的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實現需求引領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互促進，帶動經濟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互促共進，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具體而言，消費通過暢通經濟循環、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內生發展等途徑增強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從暢通經濟循環看，只有暢通社會再生產循環，才能推動經濟在供需高水平動態平衡中實現發展。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大環節。其中，生產與消費存在相互依存關系。生產創造消費方式、動力和能力，消費則通過提供動機和對象對生產施加反作用。只有完成消費，生產出來的商品和服務才真正有意義，其價值才能得到實現，不以消費為最終目的的生產必然不可持續，會使經濟循環中斷甚至出現危機。因此，發展壯大消費，以消費升級與創新激發新的增長點，可以牽引帶動其他環節，對暢通經濟循環起到重要引領作用。從促進內生發展看，擴大消費是增強經濟發展內生動力和可持續性的重要途徑。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我國有14億多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1.2萬美元，是全球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居民消費優化升級同現代科技和生產方式相結合，蘊含著巨大增長空間。我國要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獨特優勢，不斷迭代出新生的、豐富的、高層次的消費需求，為推動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重要基礎。

恢復和擴大消費，既是當前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關鍵所在，也是支撐人民生活質量持續提升的必然要求。我們要順應人民美好生活新要求和消費升級新趨勢，聚焦當前制約消費潛力釋放的主要問題，通過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提升社會保障水平、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等政策措施，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

第一，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多維度擴大消費需求。收入是消費的基礎。擴大居民消費要把就業、收入、消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通過促進更高質量更充分的就業，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增長，從而為擴大消費奠定堅實根基。要堅持經濟發展的就業導向，多措并舉穩就業，更多通過經濟恢復、就業滿意度提升和收入提高來改善預期；要加大宏觀政策調控力度，加強各類政策協調配合，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要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作為重要政策目標，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健全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

第二，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改善居民消費行為。社會保障與消費的關系日益密切。未來生活是否有足夠保障，成為老百姓是否敢消費的一個重要考量。做到“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不僅需要讓老百姓擁有穩定的收入，而且需要強大的社會保障作為后盾，以免除后顧之憂。通過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逐步提高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水平，織密扎牢社會安全網，就能夠為廣大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從而釋放廣大居民的潛在消費需求和消費能量。

第三，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協同發揮中心城市輻射帶動作用和挖掘縣鄉消費潛力。對于中心城市而言，有條件的城市可以推動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建設，加速消費集聚，發揮引領和帶動作用；對于縣鄉來說，要建立完善縣域統籌，以縣城為中心、鄉鎮為重點、村為基礎的縣域商業體系，擴大電子商務進農村覆蓋面，改善縣域消費環境，推動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促進農村消費梯次升級。

第四，堅持軟硬結合進行部署，營造促進消費的良好環境。一方面，要強化多層次消費平臺、現代流通體系、縣鄉商業設施等硬件體系建設，為居民消費提供更多品類豐富、品質優良、便利可及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要從破除限制消費障礙壁壘、健全消費標準體系、加強消費領域執法監管、全面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作出安排，推動消費環境全面優化。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作者：浙江工商大學校長、現代商貿研究中心研究員王永貴孫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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